麦克是一个有稳定收入的中产阶级白领。婚后育有一女，受到他百般的宠爱，可谓父女情深，令人羡慕。2003年女儿7岁时，一次DNA（其公认分子结构标志见 右图）亲子鉴定的化验报告，像晴天霹雳，他的掌上明珠竟然与他无血缘关系。与妻子对质时，她坦承女儿是自己红杏出墙的结果。

麦克深受打 击，几乎崩溃，把自己关在卫生间痛哭近一个小时。从此夫妻离婚，各行其是。但是，出于对女儿业已产生的深厚感情，在离婚协议中，他愿意为孩子提供养育费 (Child support)，也保有女儿的部分监护权；每当周末和节假日，他总是把女儿接到身边，继续他的为父之道。女儿当时只知道像她的很多玩伴一样，父母也离了 婚，并不知道离婚的原因，当然也不懂个中的详情。

麦克为此所受的折磨好像还不够，2007年，他得悉前妻与女儿的生父宣布结婚。除周末之外的日子，女儿和她亲生的父母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，而他作为亲缘的局外人，却必须每月给这个家庭提供625元的孩童养育费。这让麦克恼怒，忽然使他业已持续四年的法定义务，难以为继。

他征询律师，如何免除每月的付款，甚至追回过去四年由于前妻的欺骗而已付的那笔钱。

使他感到的意外是，律师表示，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难题。即令上法庭打官司，情况对他也不见得有利，而难以达到摆脱离婚协议中的义务；且不说对前妻提出诉讼，免去父亲的身分会给他疼爱的11岁女儿造成巨大的情绪创伤。

麦克认为要他继续用金钱支持一个与他无亲缘的完整家庭不合情理。他咽不下这口气，决定按铃到法院伸冤。

经三年的缠讼，举行过无数的听证、初审、复审，上诉和再审等等过程，直到目前，他仍然必须每月向前妻提供孩童养育费。这种揭露真相的官司所产生的破坏力，对妻子不守婚约的家庭而言，相当于一次埋藏多年的定时炸弹发出的毁灭性袭击。

解决问题的方向

近年来，DNA测试的方法越来越简易，受试者只需到市上不计其数的化验室，花几百块钱，测试时张开嘴，让技术员从相关的两人口内的颊膜上取得标本，几天以内即能看到结果，揭开亲子关系神秘的面纱。

在 美、欧等地的发达国家，要求用它来鉴定亲子关系的人越来越多。据专家估计，美国过去10年来，每年以64%增长率递增，目前已到40万次。其中发现，2% 到30%的结果说明父亲并非孩子的生父。这个统计分布如此不匀，是因为地区之间和父母的婚姻状况的差别很大所致。一般来说，城市及未婚父母中发现的亲子不 符者高。当前，男女两性关系越来越「前卫」，受到这种定时炸弹威胁的家庭，数量与日俱增。它恐怕要以10万计，破百万大关当不在远。英国四年前的2005 年有报告称，父子无血缘的结果占受试者的4%。按趋势估计，现在当接近10%。以上数字只是真相的一部份，因为它只包括具有核查法定手续的可呈堂者 (Admissible)。一般测试不呈堂者，远多于可呈堂者。可是，不能呈堂的测试，并不必然等于谬误。它很可能发现了真相。这些数字未计入。

这 个问题显然广涉伦理，法律、社会、精神医学和政府职能等等方面。笔者近来读报，两次看到不同的文章，提到纽约时报在其2009年11月22日周末杂志上所 刊登的一篇专论，题为「失去父亲的身分」(Losing Fatherhood) ，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Ruth Pandawar，常有关于社会问题的长篇大论在纽约时报、「今日美国」及PBS电视台等著名媒体发表。其文多次获奖，深受各界好评和重视。

笔者作为精神科医生，读后感到，这个问题对涉及的孩子在精神上所造成的伤害，尤其巨大。其时程之长，案例之多，必将使未来的社会产生前所未见的影响。因而以该文为主，并结合其他有关报导，对这个越来越普遍的问题，提出看法。

权衡各方的利益

从 常识来看，这整团乱麻的始作俑者，无疑是对丈夫不忠的妻子。产下本来不应由丈夫负责的孩子已经有错于前，又捂住真相欺骗他的感情和金钱于后，是可忍孰不可 忍。丈夫的冤屈似乎能理解和同情，可是，法院不能仅凭他似是有理的诉述，径直按其所请给予对他有利的判决。在父亲发现他的孩子并不是自己的血亲 (biologically related)时，情景各有不同。目前各州的法官通常按惯例法（Common Law），权衡涉案各方的利益，逐案判定，并无正式法律条文可循。

首先谈孩子监护权的的争执。原先隐匿的生父，在其身分澄清后，如果和养父对孩子原先的监护权发生争执，那就必需由法庭举行听证后由法庭判定。

另一个案例：

莫 耶在他的儿子9岁时，通过DNA测试，得悉他们并无血缘关系，而与儿子的母亲离婚。莫耶喜爱这个孩子，离婚时，取得孩子的部分监护权，并提供孩童养育费， 因此继续与孩子有来往和感情的互动。这时，母亲与孩子的生父结婚。孩子随母亲与生父住在一起。孩子9岁以前，由莫耶和孩子的母亲带大，而这一段时间其生父 从未与孩子有任何接触。现在忽然住在一起，仍然谈不上感情。到13岁时，孩子表示要离开生父，与莫耶完全生活在一起。莫耶不仅同意，也向法庭提出要求全部 监护权。这时生父不同意，提出自己才是法定的父亲，理由是DNA证明符合他和孩子的亲缘关系。最后法庭判定莫耶胜诉，获得全部监护权，否定生父的要求。理 由是，在孩子出生后的头9年，生父自愿放弃了其作为父亲的权利，也没有尽义务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法庭强调养父对孩子所尽为父的义务，超过生父。孩子和养父之间的感情也同样超过生父。养父胜诉既合法，又合情。

遗传并非亲情基础

人 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后天建立起来的。俗话说「有奶便是娘」。其喻意本来是眨义的，形容人的功利庸俗，但是却冷静地反映一个事实。众所周知，婴幼儿由谁养大， 便对谁有感情。近年来，西方世界发达国家的夫妻过继养育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孩子成为风气。孩子长大后与养父母相互之间能培育出真正的亲情。对生身父母，反而 陌生。可见DNA不是亲情的要素。不过，由于人们对相同的遗传来源，产生神秘的亲近感；故而在它出现在两人之间时，增强了本来陌生的感情互动。它并不是由 于遗传物质的生物作用所致。下面这个案例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。

住在东岸康州的阿登先生54岁时，忽然接到西岸西雅图一个名为顾丽的34岁妇人打来的电话，声称自己是他的女儿。原来这源自一件多年前发生的风流韵事，他几乎全忘了。

在 大学二年级的暑假期间，他与一个女子坠入爱河。9月，这个女子在电话上告诉他怀了他的孩子，不过，她打算产下后把孩子过继出去。他后来听说她产下一个女 婴，也的确给了别人。阿登当时似乎没有受到太多的打扰，也没有和她再有任何来往。后来与现任的妻子成家立业，有了三个孩子，都长大成人。他对当年的秘密， 从来没有对人讲过。不过，每当看到自己的三个孩子生下时，心中不免掠过一片薄云，暗中想，不知她那个从未见面的女儿，是否也像这刚生下的孩子可爱。

顾 丽声称，自己的母亲已于不久前病故，才由亲人向她叙述其身世来源。她本人已婚多年，丈夫是一个有成就的外科医生。她打电话来，并不是为了钱云云。阿登找来 一个律师，查出这个女人的故事能自圆其说，似是真有其事，没有甚么不良动机。阿登于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对妻子作了坦诚的告白。她感到吃惊外，倒也没有甚么 更多的反应。从此阿登和顾丽相互认同为父女，开始了频繁的电邮、电话和图片的传递。关系变得十分亲密。在交流资讯的过程中，两人都发现相互间，例如人格结 构、兴趣和处事方式，竟存在著那么多的相似之处，觉得这更现表现出父女之间的生物联系而兴奋。

第一次通电话两个月后，阿登飞往西雅图 会见34岁的女儿顾丽，和她早晚相处了四天，以补偿父女间失去的亲密时光。一天，两人并排站在镜子前，比较彼此的口、鼻和头发，也觉得这些躯体特征，和人 格特征一样，十分相似。女儿提议，为甚么不作一个DNA测试来印证这一场奇缘呢？

几天以后，化验结果寄到他们手上时，平地一声雷，两 人并无亲缘关系的结论，让「父亲」心碎，「女儿」震惊。两人相拥而泣。从此顾丽再也不想寻求自己的根。「他就是我的父亲，永远的父亲。我再也不需要另外的 父亲。」两人从此以父女相待。后来顾丽离婚时，也给阿登常来电话，像对亲生父亲那样寻求支持。阿登表示，「局外人很难想像，两个人相互之间发现遗传上有联 系而又被否定时，会在思想和情绪上产生多么强的如藕丝情。」

孩子利益应多强调

其实，就问题本身而论，当事人、尤其孩子，在心理、精神方面受到的影响，是非常巨大而难以用时间淡化的。就笔者的专业来看，孩子的心理创伤可以大体总结如下：

近 期的影响，有困惑、忧伤、焦虑、害怕、失眠、注意力不集中、学习成绩下降，出现身心症状 (psychosomatic symptoms)，如呕吐、头痛、腹痛、肌肉痉挛等等。笔者相信，很多这种少年符合「适应不良障碍」(Adjustment Disorder)的法定诊断标准 。

远期的症状则有自尊心和自我形象低贱、缺乏自信、对人难以建立互信的关系、慢性焦虑和失眠、对 前途感到茫然、具有易于忧郁的人格特质、反社会行为的机率增加，有暴力和自杀的倾向，容易染上酒瘾和药瘾等等。其实，这些表现可以归纳到法定的「遭受创伤 性精神压力后障碍」(Post-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, PTSD)诊断，尤其是其中的延后型。

据 观察，孩子的年龄在改变与父亲的关系时越小，例如两三岁以下，越容易适应。因此，有人主张在孩子一生下后，即对签字声称为孩子之父的男子作DNA测试，以 免后来发现真相并非如此而反悔时，损及孩子的利益。当然，这样做涉及到法律、经济和个人意愿的问题。不是谁能一言九鼎定下来的。这一主张仍然未获法律的承 认。一位兼具遗传和法律学位的律师表示：「作为一个国家，我们美国仍然在摸索一个最完美的伦理对策。目前所想到的所有方案都有缺陷。」

不 过，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时，美国联邦福利改革法案提出，各州对未婚母亲及单亲家庭所生的孩子，要设法找到至少90% 的生父「认账」，承担养育的责任，以减轻政府的开支。孩子生下时已签字承担为父亲的男子，不能在以后由于DNA发现自己不是生父而反悔不认。如果被孩子的 母亲指为生父时有怀疑，当事人应当在签字之前就要求DNA测试加以澄清。如果他当时放弃这个权利而签字，后果即应自负。它的出发点是强调保护孩子的利 益。（世界日报 刘钟毅）